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当然没有人取得胜利。鲁迅先生有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万历当然属于后者。
万历皇帝终于忍受不了了。
在他执政的第十五个年头，即公元1587年，终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不批奏章，不与群臣见面，也不再有任何反抗。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帝王生涯中，他推行的是一种彻底的“三不主义”。从此君王不早朝。
其实，早年的万历并非如此。他从小早熟，继位后对于各种典礼极为注重：假如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就会提出质问，甚至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也会表示不快。他还多次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无数次接见外国的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所谓的万历十五年。但是无论怎样好像都不能满足他的大臣们的政治欲望，在这一年阳历三月二日终于发生了一件极为荒诞的事件。百官忽然听到消息，皇帝陛下要举行废置多年的午朝大典———这一决定极大地刺激了士大夫的政治热情，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但是这却是一种莫须有的谣传，甚至无法查明究系何人首先讹传具奏。
关于这闹剧发生的心理原因与历史原因，我把它看作是两种力量———即希望上朝与回避上朝的矛盾双方———之间的一次具有隐喻色彩的对话。悲剧却在于，这次对话不仅没有成功，而且使不愿上朝的皇帝与渴望上朝的群臣之间，造成了更多的心理与话语障碍。从历史心理学上分析，中国士大夫对上朝的渴望由来已久。从孔子去鲁时“迟迟吾行”的方式，孟子去齐时“岂舍王哉！”的独白，到屈原“仆夫悲余马怀”的不算漂亮的借口，莫不如此。此外一生在儒家境界中的老杜也是一个极好的个案，虽然他的上朝之路是如此痛苦，“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方殊”；但是一朝上朝运用话语权力指点江山时，他马上就露出了不够高贵的兴奋神情：“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这种传统却碰到了万历这位不喜欢上朝的皇帝，所以可以想象那些政治积极分子的灵魂是多么苦闷与焦虑，所以我推测：这次午朝谣言实际上包含的正是这样一句潜台词：万历，该上朝了！
其实早朝真有如此美妙么？一点也不。姑且不说五更待漏的辛苦，也不再追究作为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中心的朝廷上，每天会发生多少你死我活、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实悲剧，以及它是如何被各种阴暗的，肮脏的、卑鄙的黑暗交易所扭曲与利用，即便在排队点名时稍有疏忽，诸如咳嗽、吐痰、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等，也都属于“失仪”行为而要受到严肃处理。所以不仅纠缠在政治漩涡的帝王，就是稍有些出息的士大夫对上朝也早已厌倦。例如苏轼就露骨地说：“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但是谁能想到这一回，竟然是在统治者本人拒绝实施统治后，被统治者竟以一种死不罢休的方式纠缠住他。不仅前者的行为有些不可思议，后者的表现尤其出乎意料。这一切似乎都要追问到凤阳出身的朱元璋。当这位农民皇帝把他对儒家道德理想的朴素信仰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时，他也就为“道统”与“政统”的纷争埋下了定时炸弹。它从意识形态上刺激了人们指点江山，为帝王师的权力欲望。而当万历听到它起爆声并试图延缓或者解除时，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在历史上遇到这种困境时，皇帝总会使用最后的一招，即动用国家机器这个专政工具，但是此际这最后的帝王之术也失灵了。用皇帝自己的话说，士大夫们不顾惩罚以博取当前的名声。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对于“恐修名之不立”的士大夫，为道德理想献身正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最高使命。万历一定彻底绝望了，于是在他统治的全部剩余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沉默开展了一场反对他所有官僚的运动。
这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就像一句俗话所说的：“你们不想叫我好过，我也不让你们好过”，或者“你想干什么，我偏不让你干什么”。大约从1600起，万历皇帝对内廷和外廷的日常工作都干脆不理：1603年都察院的13道监察御史有9道长期空缺；1604年国内几乎有一半知府的职位空缺。此外太监机构中如司礼监这样重要的职位也一直空缺着。被逼无奈的群臣有好几次甚至跪在宫殿前齐声呼号，但最终也都徒劳无益。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万历是极其高明的，他看透了政治斗争的真情实相，说白了一切不过都是名利二字，所以听任心怀鬼胎的群臣胡闹，但是对他们的“死穴”，即名与利却绝不肯让对手得到任何便宜。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当然没有人取得胜利。鲁迅先生有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万历当然属于后者，作为一国之君，万历竟然会出此下策，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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